深国交商务实践社BPC学术组文章 | 竞争力Competitiveness

在宏观经济学分析中，一种常见的比喻经常被经济学家们用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自从比尔·克林顿总统把国家间的贸易称为“几个庞大的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 ("each nation is like a big coorporation competing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这种“国际竞争力”的话语便层出不穷。

本文会借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Pop Internationalism一书中的“competitiveness: a dangerous obsession”一文[1]，首先重新拆解“国际竞争力”的内涵，指出其错误的隐藏假设，引用两种常见的对“国际竞争力”的定义并分析其不准确性；其次，探讨“国际竞争力”的理解和现实出现偏差的原因，以及为何这个概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如此普遍地被使用，进一步讨论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经济话语中“国际竞争力”的使用，并且尝试避免它[2]；最后，笔者尝试引用两篇对本文的回应论文以反思克鲁格曼教授的观点。

1993年六月，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在欧洲共同体会议中分析欧盟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并没有指出欧盟福利系统（如失业福利等）下，失业率作为一种结构性问题和副产品的角色的出现，而是把失业率归咎于欧盟的“国际竞争力”相较于美国与日本的劣势，并且认为加大国际市场上基建与高科技产品的投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P3)[3]。

在经济学家的市场分析中，甚至日常生活的经济交流中，“国际竞争力(competitiveness)”是一个热门词汇。在这个词语背后的隐喻十分明显：国家就像不同的大公司一样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这种现象在下文简称“竞争隐喻”）。美国和中国两个经济体的“竞争”就像可乐和雪碧，努力争取市场份额并且获利。在不少经济周刊与畅销书中，竞争隐喻层出不穷。例如，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被称作“贸易战”；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最新发布了“2019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4]，用指数计算每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一些经济畅销书的标题也不断地引用竞争比喻,例如Matthew C. Klein的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Lester Thurow的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P22)等等。

“国际竞争力”一词的普遍使用和大众的接受态度，使得其成为一个分析策略，获得不少听众；另一方面，我们却鲜有尝试去准确定义该词语的含义，厘清其背后的隐藏假设和隐喻带来的刻板印象与思维模式。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1994年的文章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并且掷地有声地提出他的观点：“国际竞争力”作为一种不恰当的隐喻，正在不断地为经济学家与普通大众所沉溺，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被低估。因此，本文旨在解释克鲁格曼教授的观点，希望可以引起大家对常见的、没有经过仔细思索便使用的经济词汇重新审视，并且提供一种国际贸易的解释。

克鲁格曼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竞争力”的隐喻含有一个隐藏假设：国家之间贸易的国际市场和一般性的市场基本上是一样的，可以同日而语。他认为，国家和大公司之间被低估的差距鸿沟使得这个比喻不仅在数据上并不准确，同时会引导我们向错误的方向思考。

首先，克鲁格曼教授列举了两个常见的“国际竞争力”的定义，并用基本数据来证明其站不住脚。第一种定义是“国际竞争力体现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有能力平衡出口与进口，实现贸易顺差”。但是，不管是实践还是理论都在证明，贸易顺差是国家经济实力不足的表现，而贸易赤字则体现国家经济实力。例如墨西哥为了支付外债的利息，在1980年代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在1990年代之后贸易赤字开始出现，而国际投资也对其经济状况表示自信，更多的外国投资进入墨西哥。这么看来，贸易顺差反而是墨西哥“国际竞争力”较差的时期(P6)。

第二，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的主席Laura D'andrea把“国际竞争力”定义为“国家生产的商品，在保持国家公民享受正在稳定提升的生活质量的情况下，承受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克鲁格曼教授通过两个例子来体现“商品承受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与“公民生活质量”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当一个国家并不参与大量的国际贸易时，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只是公民生活质量的一个很小的影响因素，而提升国家经济发展与公民生活质量的重点则在于国内的生产要素生产力。具体的数据也可以作为佐证——在1959-1973年之间，美国公民生活质量迅速提高，实际GNP每工作小时每年增长1.85%，而在这期间美国参与的国际贸易并不多[5]；另一方面，即使国家很大程度地参与国际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大量份额也并不必然等于国内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是因为，要让国内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加有“竞争力”，必然需要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商品在价格上更便宜，即降低汇率或价格本身。因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两者可以建立联系，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实际上也只会导致生活质量的降低。数据也可以说明问题，在1973-1990年间，一段美国公民生活质量提升停滞的时期，即使美国相较于 1959-1973年间更多的参与了国际贸易，实际GNP每小时只以0.73%提升，而91%的停滞可以被国内生产力提升所解释(P7)[6]。

竞争隐喻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克鲁格曼指出，在于“国家和大公司是类似的”这一命题背后的两个错误的隐藏假设。一方面，国家与公司的“出口额”有截然不同的差别。每天，美国的出口额仅占经济体附加值(value-added in the economy)的10%，而剩下90%左右的生产都供应于国内的市场。相反地，公司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口额”，毕竟如果把国际市场和一般市场相对比，那么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会把绝大部分的商品“出口”到市场上，而不会像国家一样把大部分产品留在自己内部。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像公司之间的零和博弈。当可乐和雪碧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由于其作为互相的代替品(substitute)，他们是纯对手(pure rival)的关系，可乐市场份额的增加逻辑上必然导致雪碧的市场份额的减少，一个公司的增长会侵害到另一个公司的利益。国家的区别在于，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可以是正和博弈；由于国际贸易基于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互相进口和出口产品，当欧盟国家的生产效率增加或质量提高时，这对美国的经济体也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因为美国可以以相对更低的价格购买质量更好的产品。因此，国际市场上的贸易作为非零和博弈的交易，与公司竞争截然不同。的确，不同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国际地位，因此去比较不同的国家的经济水平和国际地位是可以理解并且值得研究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美国公民的生活质量降低”两个断言十分不同。克鲁格曼教授指出，竞争隐喻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不同国家中描述生活质量的指数（如失业率）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