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还有部分家庭,出国陪读的是爸爸,妈妈则留在国内工作挣钱。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采访到了两位父亲,一位来自江苏,一位来自北京。他们为何“出走”?带娃来到海外后,他们是否收获了自己满意的生活?以及他们在海外又有哪些有趣的观察与所见所闻?丁宇,江苏人,女儿Cindy在当地某头部学校读初中,这所学校走出了不少知名校友。在该校就读,不仅是大人,Cindy本人也颇为自豪,但今年暑假,一次短暂的美国之行后,打乱一家人的生活规划。时光回溯到今年6月,适逢学校放假,丁宇一家三口飞到波士顿,Cindy顺势报名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夏校。“本来打算上完两个月就回去继续读初三”,但是到了8月底的时候,Cindy却不愿意回去了。大人虽然懵圈,但是经过商议后,Cindy妈一个人独自飞回国,丁宇则留下来陪伴女儿,成为了一名陪读老爸。这个决定听起来容易,但对于彼时的丁宇实则经历了不小的内心挣扎。人到中年,丁宇在职场上一路摸爬滚打,做到公司管理层,拿着相当优厚的薪水,一旦辞职,意味着前方没有回头路可走。“但当时总得有一个人牺牲,而且孩子她妈的工资比我还要高”丁宇说。不同于陪读生活刚刚开启的丁宇,北京人宇昕在今年夏天刚刚“上岸”,结束了长达7年的加拿大陪读生活。宇昕自小在海淀出生长大,从海淀娃“升级”成海淀家长,宇昕亲眼目睹了海淀如何变成全国教育内卷中心。不过,宇昕成长的那个年代,教育还没有产业化,自己也就避免了“被鸡”的命运。宇昕曾经就读于人大附中,但他坦承,如果按照现在,他肯定是考不上。当女儿Wendy上小学后,鳞次栉比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在海淀各大写字楼里扎根、兴盛,居住在全国教育高地,宇昕很难不受影响与裹挟,因此也曾给当时还在读三年级的Wendy报过奥数班。“但上过一段时间后,感觉这孩子精神状态不太对”,也意识到这种数学训练模式,会对孩子揠苗助长,于是很快放弃。当Wendy五升六时,宇昕带着Wendy来到多伦多生活,和丁宇家的“分工”一样,宇昕的妻子因为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宇昕也就独自“留守”多伦多,夫妻俩开始了跨国婚姻生活。这里还有个插曲,因为当时Wendy的学籍还在北京保留,在小升初时,Wendy被北京市十一学校摇中,被这么好的学校摇中,宇昕也曾考虑过是否要回国读书,但是事后“复盘”,十一学校在初升高时,只有进入2+4项目的学生才能直升本部高中,其余学生只有8%的本部升学率”,“幸好当时没去,不然还得为这8%奋斗”宇昕回忆说。转眼间,七年过去,Wendy在今年秋天成为西北大学的一名新生,宇昕则回到了北京与家人团聚。丁宇和和女儿Cindy居住的小镇,坐落于波士顿西北部。因为教育资源丰富,小镇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一样,吸引了大量亚裔精英家庭在此生活。安全、人们很友善,是丁宇对这个小镇的印象,“白天甚至都可以不用锁门。”因为拿到了身份,Cindy在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学费全免,学校还提供免费的午餐,“每年只需要交300美元的校车费用。”丁宇有过研究,如果家长本身在美国读书,拿着学签,小孩也可以免费就读当地公立学校。开学的第一天,学校就向每个孩子发放了一个免费的laptop(笔记本电脑),刚来时,Cindy妈还特意在波士顿的家买了一个很大的书柜,但没想到,学校只发了唯一一本纸质书——《American History 》,“她们所有的作业都用电子化进行。”在国内时,Cindy每天的日程表被排得满满当当,去年“双减”,学而思等一波机构被关停后,Cindy转而去上一对一或者一对二。来到美国这所学校后,学校每天两点半就放学,开始还有点不适应,但丁宇发现女儿变得很喜欢上学,有一段时间“甚至周六周日休息,也想着去学校上学。”丁宇分析了下原因,“一来,她英语好,融入快,二来,这里的老师以鼓励式教育为主,而且布置的作业都是开放式的。”Cindy有一门作业,老师让他们探讨mid—term election(中期选举),“是更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如果你是选举人,你会如何投票,理由是什么”,像这样的作业,需要孩子们自己去寻找答案、搜集资料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它不会有标准答案,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丁宇同时注意到,和他们这一批6月底一起来美国的新移民中,上海人特别多,其次是北京。宇昕也有类似的观察,“今年北京和上海的SSAT考试创下新高”,考场爆满。(注:SSAT考试是美国、加拿大等国私立中学的非常重要的入学考试,即为美国中学入学考试)这就意味着,低龄留学在国内疫情肆虐下,不降反增。不仅如此,宇昕还发现有一大波留学中介、华人办的补习班,在今年全部“死灰复燃”。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下半年,因为很多人走掉了,一大波机构因缺乏生源而倒闭,但今年随着中国生源的持续“入场”,这些消失的机构和学校又“复活”了。囿于政策的友好和价格相对实惠,加拿大向来是低龄留学大国。如果就读公校,国际生学费每年在14000-18000加币之间(7万-10万人民币左右),私校在20-40万人民币不等。宇昕告诉我们,疫情前,在多伦多及周边地区聚集了近3万中国小留学生。
和他一样的陪读的家长也多,部分家长自己本身也在念书,因为加拿大政府规定,一旦大人拿到学签(包括工签),其子女可以免费就读当地公立学校。通过学签转工签,最后拿到加拿大身份,这一路径因为相对容易,而在近年来吸引了众多华人家庭的“入场”。一旦大人拿到身份,不仅是K12学校,其子女上大学也优惠很多。拿加拿大知名大学UBC举例,针对国际生的学费每年是二三十万人民币,而本地孩子学费是两三万人民币一年,两者相差了10倍。在加拿大生活7年,宇昕对各种体系的K12学校稔熟于心,前来咨询的家长络绎不绝,最让他感到揪心的是,不少家长因为“信息差”或者被无良中介坑骗,送孩子上了当地“水校”而不自知。在加拿大,成立一所学校的门槛较低,和申请注册一间公司几乎没有本质区别。一些华人在写字楼里租用了房屋就开始招生,这些盈利性私立中学也有“写字楼中学”之说。宇昕所了解到的最常见“套路”是,有些中介向家长介绍私校排名时,夹带“私货”,把一些“水校”掺杂其中。宇昕对此的建议是,家长们在选校时,一定要看看,学校有没有被CAIS认证。虽然在国内学过英语,但是20多年没用,“几乎全忘光了,重新学英语压力是真的大。”很多次,因为语言交流问题,丁宇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办宽带、换美国当地驾照,在国内这些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但是来到美国,因为“规则”和语言环境改变,这一件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丁宇这个“异乡客”里,都成了天大的事。在遇到类似的挫折时,丁宇一度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美国吃苦受罪,但情绪低靡过后,第二天还得早早起来,继续学英语。生活的难不仅于此,还有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丁宇算过一笔账,自己和女儿平均一年要花费7万美金(折合人民币50万),丁宇感叹女儿读的是免费公校,如果读私校,这费用不敢想象,还得往上加几十万。
回忆在国内时,因为收入高,丁宇出去吃饭、买东西,鲜少在乎花了多少钱,但是来到美国,中美汇率是7倍,开源变成了节流,到了“花钱时还是挺慌的”,尤其是想到自己未来三年,可能无法工作,焦虑感就向他侵袭而来。丁宇在奋力学英语,希望将来可以在美国找一份工作,“哪怕每个月赚3000美金都可以。”回溯过去的七年的陪读生活,宇昕显得云淡风轻。宇昕形容自己是随遇而安之人,把他丢在地球的任何角落,他都可以比较好地适应。当然,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也会让他感受到枯燥,但多伦多的“大农村”生活,让他练就了很多生活“技能”,比如修理房屋,以及在花园侍弄花花草草。谈及陪读的意义,宇昕亲眼目睹过,不少小留学生借住在寄宿家庭里,部分寄宿家庭还相当冷漠。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除了平时上课说英语,其余时间都跟中国学生扎堆,说中文,导致“留了个假学”。另外一种现象是,不少家长花了很多钱送孩子来加拿大读书,但到头来,这些孩子反而留学留“废”了,“回国后,不知所终。”对于这部分没有大人陪伴,独自低龄留学的孩子,宇昕的总结是,必须这孩子要有足够强大的自制力。在美国,如果就读私立寄宿学校,一到寒暑假学校就会关闭,不再提供住宿。这时孩子就得在外面另外找房子住,很多学生会租住在airbnb 里,如果自制力匮乏,有些孩子就会关在房间打两个月游戏,“人很容易迷失”。来到美国快5个月了,丁宇已经“熬”过了最艰难适应期。对他而言,眼下最关键的依旧是学好英文。丁宇觉得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让他宽慰的是,美国这边没有年龄焦虑与歧视,“如果以我的年纪,回国已经找不到工作了”,但是在美国,HR是不允许问求职者的年龄的。丁宇见到过太多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的爷爷奶奶们还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五年后,回头来看,我可能会很感谢当时的我踏出了舒适圈”丁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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